“新京味儿”四十年

——访摄影家王文扬

40 Years of the “Neo-Beijing Style”

—— Interview with Photographer Wang Wenyang

摄影／王文扬　　嘉宾／康泰森

采访／阳丽君　李德林

Photos by Wang Wenyang    Guest: Kang Taisen

Interview by Yang Lijun, Li Delin

李德林：和王文扬先生认识快二十年了，很早就在报纸、杂志上看他的作品，那些幽默风趣的瞬间，透出浓厚的京味儿特色。

王文扬：实际上我的摄影经历比较简单。我在海军服役 5年之后， 1981年 4月从部队回来以后进入中国专利局专利文献出版社从事专职摄影工作，主要负责《中国专利》杂志和《世界发明》杂志的图片摄影采访。我的摄影采访工作随着国家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也逐渐深入， 2001年我拍摄的《倪志福获专利》，是从解释性新闻的角度进行图片报道比较成功的案例。从 2001年开始，我兼做图片编辑；也是这一年，报社成立摄影部，我被任命为部门主任，负责编发图片稿件和新闻摄影人才培养。在工作中，我的感受是，新闻摄影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当摄影记者的 30年中，我参与多次大型展览与画册的筹备编辑工作；我的许多照片被国家出版的大型画册采用，如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亚运在北京》大型画册封面采用了我拍摄的作品《亚细亚之光》；我还有近 300幅作品在国际和全国举办的各种摄影比赛及展览中获奖。

单说摄影的话，我对纪实类摄影产生兴趣的时间比较早，我有三个哥哥，王文泉、王文波、王文澜，我们兄弟四个人喜欢摄影得益于我的舅舅韩学章，我们从小喜欢到舅舅家看他放大照片，他也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可以说，我们从小是被他的相机“照”大的。他是 1956年成立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从 1949年到水利部从事摄影工作，跑了不少地方，拍了很多水利、电力方面的作品。20世纪 70年代初，我们兄弟四个开始学摄影，父母也很支持，从一个准备出国的朋友那儿买下照相机、放大机等全套设备。我们兄弟四个人就拿着相机开始练手，舅舅有空也经常辅导我们。后来，老大王文泉从原北京军区38军排球队去了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管宣传，从事摄影工作；老二王文波从 38军 112师复员回来去了北京市旅游局对外宣传处，也从事摄影相关工作；老三王文澜从 38军 114师转业后去了《中国日报》，从事专职摄影工作；我转业回来也做摄影工作。那时候，我们兄弟之间每个周末都相互交流、相互切磋。

赶上这天真不赖，1983 年1 月　　王文扬　摄

阳丽君：在摄影圈影响很大的“广场漫步”系列就是在那时候拍的？四兄弟还联合办了一次展览？

王文扬：是的。从 1981年到 1983年，我从事了 3年的专职摄影工作，见着什么都拍，对选择拍摄题材，什么是好照片等问题没有太多概念。1983年老三王文澜提出，我们可以围绕天安门广场拍摄一个“广场漫步”的专题。从 1983年中一直到 1985年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没事就到天安门广场拍摄，其中老百姓的活动拍得最多。到 1985年 10月，我们的这些作品，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广场漫步”摄影联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有评价说，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内，通过摄影展现一个国家的脉动、步伐，是有开创性的。这个展览给我启发非常大，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该如何去拍，以及拍什么题材。我生活在北京，熟悉这里的生活、百姓，应该记录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群。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这也给了我们记录拍摄的动力。现在回头看，我们拍摄的生活点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些细节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的变化。我们以小见大，用镜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康泰森：那时候他拍了很多好的作品，比如《赶上这天真不赖》，应该是 1983年，赶上大雪天，父子俩买了洗衣机，经过天安门广场往回拉，很生活化、很有时代感的场景，也带着一点幽默感。

阳丽君：后来你的拍摄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到更广阔的百姓生活中。

王文扬：我从广场的拍摄当中慢慢延伸，因为在北京生活你必须得深入北京的百姓生活当中。现在回头一看，很多百姓生活的场景就跟胡同一样，永远消失了，只有在我们的照片上才能看到。当时，康泰森、黄小兵还有齐平生等一波人在街头捕捉这些百姓生活的变化，那时候摄影的人很少，都是拍广场，然后延伸到拍北京胡同。我们经常下了班、周末一起骑着车，在街头到处拍，有时候也拍一些重要活动、演出，比如 2001年世界三大男高音在紫禁城午门广场举办音乐会，我就参加了拍摄。总之，碰到什么拍什么，但心里想的是一定要拍出精彩来。我们就一直这么拍下来，记录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变迁。2015年由邓维策划，我跟康泰森在龙影廊办了一个联展，摄影圈的朋友说这俩人还真行，一直没闲着，一直在拍。

李德林：有些人关注重大事件，你关注胡同里的趣味点。胡同就是北京的特色地域，老百姓生活在其中。

王文扬：关注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把北京通过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的那种变化用影像记录下来。1981年夏天，我拍俩老太太，当时没当回事，后来把这个底片找出来扫描，一看俩老太太坐在十字路口中间的安全岛上拿着大蒲扇乘凉，那时候，我刚拿到单位发的照相机，闲着没事在我们家门口展览路那边溜达，随手拍了一张，不像其他照片有那种对比冲突，这个没有，是一种祥和的感觉。这次成都国际双年展，我给了八张作品，策展人就选了这张。这是这张照片第一次展出。

阳丽君：你们那一群摄影人后来有不同的创作方向，你有没有拍摄其他系列的作品？

王文扬：我拍摄的重点还在北京，但拍其他各省风情的作品也有很多。之前去哪儿出差，顺手去了就拍，像去年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去了一趟江浙，我就拍了一些古镇的作品。除了拍北京的京味儿专题，我还有古典音乐家系列。因为我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就总去拍，现在也拍了十几二十年了，很多都是现在拍不到的人物。再就是我喜欢体育，当兵就在南海舰队航空兵篮球队，所以体育题材我拍得也不少。我第一次拍大型体育活动是在北京亚运会，当时新华社摄影部体育组组长胡越看了我的作品说，你没拍过体育为什么能拍到这种水平，我想就是平时在街拍中能够把瞬间的把握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拍体育题材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本职工作是知识产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我出差的时候经常找到当地的知识产权局，利用这个机会，拍了好多表现各地“非遗”的作品。

李德林：你拍体育题材的作品不少，拍民间体育的趣味性是不是更强一些？

王文扬：对，民间体育更生动，以前在公园、运动场拍了很多有趣的运动场景，这些场景现在也还有一些。去年我拍了一组少儿冰球的作品，入选中国冰雪运动摄影大展。北京办冬奥会激发了全民运动的热情，我到北京的好多体育场馆，群众体育运动的设施使我震惊。我去拍冰球馆，里面的设施非常先进，我就问组织者，你们这里最小的孩子多大，对方说 6岁，于是我要了时间表，利用周末去拍了三次，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画面。拍年龄小的孩子的运动，是我抓住的当下体育运动的特色。

阳丽君：你还拍了不少“非遗”的作品，那时候更多是原汁原味的表演。

王文扬：拍“非遗”确实早，但是现在能找到的早期的照片不多。我 1981年拍过杭州绸伞，后来我找反转片，也就剩一两张；也拍过张小泉剪刀，当时没太在意，所以底片保存不好，冲洗质量也一般。后来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想想还是有不少遗憾。

阳丽君：你还拍过不少国外题材的作品，请你简单谈一谈。

王文扬：国外题材都是出国的时候顺带拍一拍，拍的作品也只是特定场合、展览用一下，比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在那里办影展，之前“一带一路”活动我去乌兹别克斯坦拍的照片就用上了。国外题材因为时间限制，走马观花多，形成不了系统的专题。

阳丽君：现在新京味儿的题材你还在拍，新京味儿主要有哪些特点？

王文扬：主要区别在于，新京味儿有好多时尚的东西。刚才说我拍了很多老北京胡同生活中的冲突性画面，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胡同环境变了，不好拍。原来有旧胡同与新人、新文化的那种冲击，拍出来特别有意思。早先零几年胡同刚有人买车，老太太摸着他儿子的车，拍下来就很有戏剧性。现在胡同翻新了，满胡同停着车；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也逐渐搬走了，出现了好多租房子的人；服装就不用说了，变化更大；前门到王府井东华门那一带，都是各个地方的人开的商店，跟原来的味道不一样。这种时代的变化，拍出来自然就是新的味道。你接受它的同时，心里还装着旧的场景，这对个人来说也是个好玩的事儿。

李德林：所以照片有历史性，越先进的东西越难拍出味道来。

王文扬：作为新闻工作者首先就是要记录，从拍照片的历史年头一看就能看出变化，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特色。拍工厂、实验室，就是一堆机器、几个人，很难有生动的场景。早先我在北京大学采访过发明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的科学家王选，我就拿一个字，让两个人用手指着，拍出来很平常。王文澜后来突破了一下，他在我之后一两年去拍，拍王选拿着整版报纸胶片，人们一看就知道王选是干什么的，而且人物的眼神也非常到位，他因此得了个新闻奖，使我感悟至深。

庙会风情，北京地坛，1985年　　王文扬　摄

李德林：拍这些题材还是要抓最主要的特点，要有影像感。

王文扬：对，人物特点，要让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中国日报》办过一个“名人透视”展挺出彩的，对如何现场拍摄新闻人物很有启发，一看就知道他的身份。很多启发后来我用在拍音乐家系列里面，效果很好。因此还获得了“人像摄影十杰”的称号。

阳丽君：你跟康泰森先生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去拍，在拍摄风格上有些共同的追求，你们的作品在对比中表现出很多生活的幽默感。

王文扬：在拍摄中要主动去思考，思考画面中的趣味，就是摄影学者说的戏剧性，一张照片中趣味点越多，新与旧、传统与创新等对立的元素越多，它就越精彩。20世纪 90年代，有学者评价我的作品，就说其中有戏剧冲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李德林：你们两个人的摄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趣味点抓得特别准，戏剧性强，信息量大。

王文扬：这种趣味点得观察和等待，你往那儿一站，也不去干扰人家，就等待合适的场景出现，按下快门。再一个是拍熟人，像我拍胡同风情，其中一个店我去了两三次，跟老板很熟，第二次去拍完以后，他就跟我说准备扩建店面、儿子在匈牙利等等这些事情，聊得很好，后来照片在《中国摄影报》刊登出来，他就贴在店里。一直到 1994年的“十一”，我再去看，老板说他在对面开了一个分店。我就到胡同里去看，里面人正在烫头，我跟陆中秋两个人就去拍，冲洗出来一看，非常精彩，胡同的那种新旧的变化对比表现得非常生动。

阳丽君：你们四兄弟在摄影界很突出，我看八九十年代拍胡同的作品，感觉你和王文澜先生的作品有时候风格很像，你应该还是受他影响最大。

王文扬：对，他在《中国日报》工作，我也在报社工作，接触的人、参加的摄影活动也差不多。当时《中国日报》有抓拍专栏，我们经常投稿，作品也经常发表。曾经有一版照片反映民间的晨练，还有一版拍北京的风沙，其中不少都拿了新闻奖，这改变了很多新闻记者的拍摄思路，他们转而把镜头对准老百姓。还有《中国青年报》，他们旗下的摄影师像贺延光、刘占坤、解海龙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的作品也会给我启发。

康泰森：我们摄影除了直接受人影响，还喜欢悟，看到别人的作品，自己琢磨，悟出一些东西来。当然我没拍过风花雪月这些题材，他刚开始还拍点风花雪月的东西。

王文扬：我什么都拍，到现在也一样，他说的风花雪月，我看到好的也会去拍，但不会专门去拍这一类的风光片。拍风光片很不容易，毕竟纪实摄影与风光摄影的关注点和手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霹雳声呵斥霹雳舞，北京西长安街，1988年 6月　　王文扬　摄

阳丽君：文学有京派、海派的说法，你们这一波摄影人，包括康先生还有你们王氏四兄弟，以及我们之前采访过的郭建设先生，等等，你们的纪实摄影风格接近，拍摄理念相似，有时候都在一块拍摄，留下了大量影像，现在来看也都特别珍贵、特别难得。虽然每个人因为个性、阅历不同，观察角度有差别，但总体上以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变化为主，几十年一直在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算是形成了一个纪实摄影的京派。

王文扬：的确是这样。但是北京这个群体比较松散，没有集中的组织，从我的角度来看，还是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眼光，后来发展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但要论拍北京的百姓生活这方面，这种不同，正好展示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不就太单调了，就离生活本身远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我拍天安门广场，拍胡同生活，缺少一些拍大事的场景，那也是北京生活的一部分。

观舞，北京景山公园，1996年 5月　　王文扬　摄

阳丽君：你和康先生都是北京人，照片都带点“京味儿”。

王文扬：“京味儿”实际上是老北京的一种文化。1978 年以后改革开放，传统北京的那种老京味儿逐渐向新京味儿过渡，呈现出一种新旧观念、场景的撞击。新生活、新变化带来新的体验，我们作为摄影师就是记录百姓生活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细节，这能在好多照片中看出来，刚才讲的烫发等只是其中的一些场景，还有比如街头跳霹雳舞，大妈出来呵斥，都是很有时代意味的。

说到“京味儿”，可以想到北京人艺演的《茶馆》《龙须沟》等话剧，尤其以《茶馆》为代表，里面的人物、风俗是传统京味儿的，玩鸟、喝茶、穿戴等也都是传统中传承下来的东西。1949年之后，京味儿也有变化，比如改造，龙须沟的改造老百姓都叫好；胡同改造、建筑改造带来的现代化，有时候也给人一种文化的失落感。现在逐渐又把传统的东西恢复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京味儿，我拍的主要还是新京味儿风情。胡同里有汽车、共享单车，老百姓穿上新式的衣服，刷抖音，这些变化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胡同足球，1996年　　王文扬　摄

李德林：衣食住行几方面中，可能吃变化不大，服装变化最大，住的房子好多都改造了，胡同里出来好多咖啡馆、酒吧、洋餐厅。新的事物、新的技术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王文扬：原汁原味的胡同再也回不来了。但是现在北京离不开京味儿文化，宣传北京就得说京味儿文化，一种新旧融合之后的新京味儿文化。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看到，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 1945年的大轰炸造成整个德累斯顿内城被摧毁，目前看到的历史城区是战后重建的；捷克的布拉格在战争中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保存了古城；我们是在老的街道、胡同、四合院，发现新的时代元素，呈现一种新旧交融的状态，这里面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观念。

阳丽君：你的作品是怎么整理分类的？

王文扬：一般工作照片是一类，自己创作是一类，我把它们分开。退休之后，工作照片的底片交给单位，自己创作的底片则按年份分门别类整理。这两项工作有交叉，更有区别，当然也相互影响，所以成了我现在的这种创作规模和状态。

胡同人家买新车，北京白塔寺，2008年 4月　　王文扬　摄

阳丽君：康先生，你觉得王文扬给你比较深刻的印象有哪些，你认为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

康泰森：他拍京味儿的各种题材比较多，比我多，我拍民间体育题材的多一些，我们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了，我去看了展览，看到原来北京还能这么拍，很受启发。但我想我不能跟他们拍得一样，我得有我的风格，所以我一上来就拍纪实比如社会新闻类的作品。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常常约着一起拍照，但他跑得更勤一些。具体拍的时候，我们的观察方式都一样，戏剧冲突我们都在找，在瞬间的把握中，我们都寻求主体和陪衬的关系，我拍人像比较多，他拍场景多一些。他涉及的面比我广得多，音乐家、体育、日常生活、非遗等，我在北京就是拍日常生活。1999年，他凭借京味儿那一组照片获得了“金像奖”，第二年我申报的时候，就琢磨着编辑一组西部的作品和京味儿的作品形成对照，北京的老头、孩子怎么活动，西部的老汉、孩子怎么生活，有一种对比。这大概也能看出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来。

疫情来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2020年 3月　　王文扬　摄

阳丽君：你现在有新的拍摄计划吗？

王文扬：我 2019年退休，这几年拍了一些疫情的照片，也经常参加一些摄影的活动，但是精力有限，现在拍得少了，但是会一直拍下去。比如去王府井，看到有些可以拍的有意思的新东西，拍完之后，再去场景就变了。前年去鄂尔多斯采风，拍了好多照片，但是在外地拍完以后，多数是作为一种资料留存下来。最终还是要回到熟悉的生活中去发现新的趣味。

阳丽君：谢谢！

王文扬，1981年开始从事专职摄影工作，曾任《中国知识产权报》摄影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四十年来，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摄影作品千余幅，其中三百余幅作品在国内外各种影展或比赛中获奖。曾获 1992年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第三届“全国人像摄影十杰”称号；1999年第四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第五届尼康（中国）摄影大奖赛大奖。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王氏四兄弟“广场漫步”摄影展览；1989年由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京味摄影集》。2004年参加“中国人本”大型摄影展览，参展的多幅作品被广东省美术馆收藏；200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 50周年获“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2008年 8月配合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王氏四兄弟“运动与生活”专题摄影展。

来源丨选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2年第11期，文章标题《“新京味儿”四十年——访摄影家王文扬》，摄影／王文扬。